萧映、史婉莹：重回当下的乡村——林白《北流》的返乡叙事

　　林白的《北流》是一部书写新时期乡村巨变、重新反思城乡关系的返乡叙事小说。具有长期城市生活经验的知识分子李跃豆返回家乡北流，以“在场”姿态观察和记录着家乡亲友如今在物质上的富足、精神上的先进。在城市/乡村双重身份的内在精神架构之外，林白借助具体可感的北流方言/普通话的双重话语叙事搭建起了文本的外部架构，呈现了乡民剪不断的内在情感联系，也让饱含质朴乡土气息的北流方言焕发出生机。林白以重回当下乡村的叙事，召唤着更多人重返乡村、重构乡村，重新思考乡村在时代剧烈变动中的处境与未来。

　　返乡叙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写作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过去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下，“乡村”大部分被书写者赋予“未开化”和“落后”的特征，是需要被“改造”和“克服”的对象。对于青少年时期的林白来说，她的家乡广西北流同样有着贫困和窘迫的环境。她在上大学时就离开北流，开始居于城市。而当多年后返乡，看到曾经破败贫穷的家乡北流，现如今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她感受到了巨大的视觉冲击和精神震撼。这个气候湿热、植物茂盛的小镇于是成为林白返乡叙事的中心点，由此生发出她以“在场”方式对家乡细腻贴近、层层深入的观察与书写。在《北流》这部长篇小说中，林白利用自己“城”与“乡”之间的身份张力，对乡情、方言以及城乡关系等问题进行重新反思与文学建构，为乡村在当下的现代化进程赋予了新的意义。

　　在小说中，作者曾几次提到一部自己正在构思中的“《须昭回忆录》”，尝试探寻一段当代历史变迁的历程：“纷乱的素材，复杂的历史，人性在历史中的幽微如大海的暗流。每当疑惑袭来，总不免回身探寻，看看这粒种子是如何落下来的。” “我一直认为，我应该探寻这段还不算太遥远却又与当代有各种牵绊的历史……而我将阅读大量史料，到某些地方走一走。”在这部独属于主人公李跃豆的回忆录中，种种纷乱的素材与史料以“注”“疏”“笺”“章”等形式被妥帖地归纳整理出来。这些素材与史料大部分是由跃豆久居在北流的亲人朋友们提供的。与跃豆阔别十余年后，他们展现给跃豆的乡村新面貌，以及他们脑海中留存的北流历史，为跃豆重回当下的乡村提供了一个稳健的立足之地。跃豆不再完全是一个从城市里外来的“他者”，而是重新具有了当下乡村“在场”的身份。跃豆的叙事不仅仅是单薄虚幻的自我回忆，还伴随着厚重真实的北流集体记忆。

　　“在场”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的关键词之一，强调时间和空间的直接性、即时即地性。赵宪章认为，“在场”与“不在场”不仅关涉语言显露真理的可靠性，也关涉文学叙事的真切性，即“不隔”或“隔”的问题。小说主人公李跃豆重回北流之后，与亲人、朋友甚至是家乡的陌生人，共同呼吸着北流的空气，共同讲着北流的方言，并且以一个作家的敏感心灵，尽可能去共情他们命运中的幸福或悲伤，温暖或遗憾。同时，她也在返回北流的不长时间中，亲眼见到了家乡各方面真实发生的巨大变化，并详实客观地记录这些细节，以类似田野调查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写作材料。这些材料共同帮助李跃豆构建起现如今的北流样貌。

　　读者可以看到，书中很大篇幅都是从跃豆的视角展开描述。其中要么是她对北流现实的感知、描绘，要么是她对北流的回忆、想象、分析、评价。这是一种直接的、无遮蔽的，同时也是敞开式的体验。对这些乡村生活神经末梢的精细刻画，很显然是即时、即地的，也就是“不隔”的，鲜明地展现出《北流》叙事中，李跃豆返乡后个人体验的“在场感”。

　　持着这种“在场”的态度，跃豆对北流当下的现实全然而坦率地接受，并加以诚实描绘，尽管这些事实可能与自己或读者以往认知中对乡村的印象并不完全相符——它有时存在两种看似对立、相互冲突的特征并存的情况。在孟繁华看来，现代中国文学最初对乡村的叙事是分裂的：一方面，贫困的农民因愚昧、麻木甚至病态而被当作启蒙或拯救对象，他们是阿Q、华老栓、祥林嫂；另一方面，乡村平静的田园又是一个诗意的所在，它是《故乡》《边城》《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因此，那个时代对乡村的想象和叙述是矛盾的。林白则并不把当下的乡村当成一个虚构的“他者”，不以理念上或想象中的乡村为出发点，选取对待乡村或批判、或肯定的一种立场进行写作，而是以客观之笔如实、诚恳地向读者叙述自己回乡所见所闻。

　　许久不回家乡的李跃豆因为“作家返乡”的活动，回到20世纪70年代曾插过队的民安公社六感大队，又借机回到家乡圭宁（北流）。回到家后，跃豆首先发现的，是家里盖起了新楼，生活条件竟然和城里人没什么两样。“客厅干净无垢，经得起阿墩趴在地上磨来磨去。地上甚至比矮柜上更清爽，矮柜台面铺了一片：电话机、遥控器、盖着盖的玻璃杯、瓷茶杯、搪瓷口盅、糖果盒、卫生纸、闹钟、一只苹果或者番石榴或者一只橘子……”在仍保留着原先对北流落后印象的跃豆眼中，这样炫彩夺目的客厅是令人惊异、与“乡村”这个词语格格不入的。在这种出乎意料的感觉中，跃豆在家久居下来，重新与亲朋好友走动，逐渐又发现了家乡如今更多的先进之处。“摩托是海宝的，电动车是玉葵的……别人家的车库都是真正的车库——停私家汽车的，小城几乎家家轿车……谁又能想到物质时代如此迅猛，几十年前全县仅两辆吉普……”不仅是家里新起的高楼与明亮的客厅，从母亲远照到其他家人、朋友，如今住在北流的人习以为常了的生活方式，都带给跃豆很大的冲击。北流的乡民已然将点外卖作为平常小事，饭菜、鲜花都能够直接送货上门；冰箱、高压电饭锅、微波炉、液晶大电视等电器早已经使用起来，而且都是城里人熟知惯用的知名品牌；跃豆八十岁的老母亲远照还懂得锻炼身体，买上了乒乓球台；村妇弹上了城里青年中流行的乐器尤克里里……跃豆突然发现，本以为还是破破烂烂、脏污不堪的家乡，一跃达到了可与城市生活比肩的程度。家里人不仅摆脱了贫困的境地，还过上了相当“高级”的生活。这不可不谓是“城里人”面对当下乡村面貌的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震惊”。

　　与跃豆记忆中穷困落后的北流相比，这样先进的生活简直无法想象。时空中的鲜明对照使跃豆意识到，她在个人层面亲历并见证了家乡北流的发展。这种具备个人“在场感”的叙事忠于跃豆自我的切实体验，也为小说读者带来了一种颇具“真实性”的阅读感受。家乡如此巨大而令人惊喜的改变，让跃豆开始欣赏新北流、赞叹新北流，并开始考虑新时代社会在各方面给乡民带来的益处。在书写乡村生活变化的过程中，林白走出了原先隐秘的私人化身体写作主题，开始有志于以“北流人”的身份书写时代风云。相较于记载宏观层面上的国家政策，林白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以一个北流人的“在场”姿态，而非仅仅是作为一个观察者的姿态进行记录，润物细无声地让读者感受到乡村在近年来的切实改变。

　　在《北流》中，实际的故事叙述者并不只跃豆一个。除了跃豆以自己的视角看北流之外，北流的亲朋故友们也在与跃豆的谈话中，描画出他们如今在乡村生活的情形。这些琐碎而众多的素材碎片，便成为李跃豆的间接经验，不仅帮助李跃豆形成对北流当下更为开阔深厚的认知，同样也在“李跃豆回忆录”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这种集体性的“群言”叙事比跃豆个体的观察与书写更为厚重、扎实。

　　跃豆从小生长在北流，许多人原本都是她熟识的长辈和朋友。而跃豆的作家、知识分子身份又使北流的亲朋更愿意将自己的故事告诉她，想让跃豆将这些故事加工成文字长久存留下来。因此，由城市返乡的跃豆更容易获知其他北流人的故事。母亲远照的三个同事来到家里，“用不着别人起头，自己就起了头”，对着跃豆讲述她们从读医专起的坎坷经历，以及行医过程中数不清的惊险事件。表哥罗世饶也主动将自己和程满晴的通信交给跃豆，想让表妹把他的家庭变故和长达15年的流浪生涯写成一本书。原本久居城市、乍回北流的跃豆一时之间本无法收集到如此众多而详细的信息，乡人却愿意主动来到跃豆面前，讲述自己长期立足北流的生命历程。这些恰好成为北流当下历史性变化的现实例证。他们的叙说大大开阔了跃豆的眼界，对描绘北流人集体生命经验、叙述北流乡村巨变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跃豆本人也非常注重收集北流人最新的生活动态。《时笺：倾偈》（“倾偈”，是一种两广白话，意为“聊天，谈话”）部分是跃豆与北流亲友对话的数段文字记录，大部分集中于2020年及2021年。按照尾章中作者所标注的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过程来看，《时笺：倾偈》部分基本是在《北流》初稿完成后、修改书稿期间收集整理完成的，离小说出版也不过一两年，可谓是北流人生活状态的最新记录。在跃豆与亲友聊天的过程中，抑郁症、机器人、李子柒、拼多多、抖音、特朗普、美容、C位、网红带货、疫情期间十几万一张的回国机票、核酸检测等与时代接轨的词一个接一个地从他们口中跳出来，简直让人目不暇接。在这种集体经验的叙说中，跃豆的视野逐渐扩展开来。读者能够从中发现，北流人如今的日常生活与城市人并没有太大不同，他们也能时刻掌握最新鲜的网络热点和最新知识，享受着新时代社会发展的红利。通过详实而生动的对话形式，跃豆认真记录和呈现着北流人眼中广阔而生动的现代乡村生活图景。

　　众多北流人以“群言”的形式叙述当下北流乡村的生活经验与巨大变化，迅速拉近了跃豆与北流之间的距离，让跃豆与新时代的北流大地有了更深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份由血缘亲情与地缘乡情而联结的集体经验的厚重感，是对跃豆单一个体叙事的有力补充，大大充实了“李跃豆回忆录”的内容，使小说对北流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叙事更加切实可信。

　　城乡之间强烈的对照与张力在《北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两者以一种复杂而纠结的关系出现在小说叙事之中。当跃豆观察当下的北流时，下意识就会将其与城市作对比；而跃豆身处都市时，则总会将所见所闻与作为乡村的北流进行联系。不仅仅是跃豆，跃豆的家人、朋友以及小说中许多人物形象身上，都同时带着城市与乡村的影子。他们或许曾反复穿梭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或者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已经同时具备了城市与乡村的行为习惯与思维方式。可以说，他们在心理上处于城市与乡村的融合过渡地带，以一种双重身份的姿态出现在小说文本中。在北流实现历时性跨越与转型的过程之中，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沟通、交融以及矛盾、冲突，生成并推动了《北流》的小说叙事，显现了现实语境中乡村社会转型表征背后隐含的当下经验。

　　跃豆自到大城市上学起，就与北流渐行渐远，常年不回家。在小说正文第一句她便说，“想到返乡她向来不激动，只是一味觉得麻烦”。在这次“作家返乡”活动之前，李跃豆眼中的北流并不是一个带着童年幻梦滤镜的乡间世外桃源。正相反，过去的北流，甚至扩大到她知青时插队的六感，于她意味着的是痛苦破碎的原生家庭，是饱受不公正对待的知青生活，是物质匮乏、车马不通、信息闭塞的极端贫瘠之地。因此她一直想要逃离北流。在离开北流的数年间，跃豆先是考上大学，来到武汉，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城市生活；又曾居于北京，享受过富丽堂皇、宽阔舒适、国际一流的生活；还曾去过香港，穿梭于纸醉金迷的国际大都市。她成功逃离北流之后，感受到了城乡之间生活条件的巨大差异，感受到了城市的自由，发现高度发展的繁华城市能为自己提供充分的便利和幸福，自然不愿轻易回到北流——那个曾经破败不堪的乡村。并不仅仅因为表面上交通不便的客观条件限制，跃豆才不愿回乡，更重要的是有对贫困、落后家乡的强烈排斥心理，不愿再回忆自己在乡村曾受过的苦难，以至于不想承认与北流这个偏僻乡村的关系，甚至直接“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六亲不认的人”。她过去并不美好的乡村生活经历，成为这次返乡活动之后逐渐深入北流、了解北流的一个前提背景。可以说，她是带着一种排斥、对抗的态度，很不情愿地回到北流。此时，她对北流的消极态度显然占据上风。但跃豆曾经在北流体会到的一切穷困经验，以及她在发达城市穿梭、生活的经历，却共同构成跃豆对当下乡村生活的“前见”。在加达默尔看来，这种前见是使理解得以可能的基本条件。同时，“试图去理解某物的人与在流传物中得以语言表达的东西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与流传物得以讲述的传统具有或获得某种联系”。没有这种双重身份，就难以做到同时用乡里人与城市人的眼光看待和理解乡村，就可能无法发现北流如今由落后转向现代化发展的迅速与剧烈。

　　在回到当下的北流后，最先能给她带来认知上的“震惊”的人，是她的母亲梁远照。远照幸福的源泉，是她凭自己努力盖起的一栋40平米好几层的新楼。“楼上楼下，电灯电线年代的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目标，在50年代左右成长起来的远照大约也不例外。在她的观念中，“全力以赴生活就是盖房起屋”。由于丈夫亡故、儿子海宝又得病，因此退休之后又被返聘了10年、已经65岁的梁远照，只身一人离开北流，进入城市，到湛江行医赚钱。盆腔炎、不孕症、卵巢囊肿、刮宫放环、难产接生，她都手到擒来。“起屋的银钱白花花的巨款从东边到西边，滴水穿石来到圭宁小城。”在跃豆看来，远照少年丧父、青年丧夫，中年又再次丧夫，然而“她勇往直前的勇气远远超过了儿女”。如今远照畅快的心境，恰像新屋里行明线的灯管所照亮的屋子，干净、敞亮、锃明。

　　远照传奇性的奋斗经历代表了中国老一辈农民走出乡村、进城打拼的艰苦经历。茅盾曾指出：“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在社会不发达，经济、交通、科学技术等未发展起来的年代，“乡村”作为一个物质和文化意义上的总体概念，向来与“贫困”“闭塞”“落后”等形容词联系在一起。而经历过物质匮乏时期的梁远照等北流人，在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受到启发，自觉走上了致富脱贫的道路，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找到微妙平衡。而进入21世纪，随着飞速发展的现代科技和信息时代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脱贫攻坚工作的大力开展，城乡之间在物质层面上的差距缩小。远照所代表的穿梭在乡村和城市之间、具有“城市/乡村”双重经历与身份的北流人，趁着时代发展的浪潮，走上了致富脱贫的小康生活。这无疑是对原先自恃为“城市人”，不愿回乡村的跃豆的一种“文化自信”的“打击”。在重回家乡、重新与家庭融合的过程中，跃豆真切地体会到了，城里人不再对乡里人具有全方位的优越感，乡里人面对城里人也不再感到卑微，二者能够享受优良生活的机会是平等的。林白的返乡叙事重新思考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建构了当下乡村富裕、先进的现代面貌，打破了人们对乡村物质上“贫困”、精神上“落后”等刻板印象，使《北流》成为新时代乡土文学书写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缩影。

　　《北流》的写作特色之一，便是使用方言与普通话交织或对照的方式写作。大多数情况下，方言代表着一种乡土话语，而普通话则是城市话语的代表。在林白这里，两种话语出现了混用，甚至在一些文本中，作者还用方言直接替换普通话，对同一情节进行重新叙事。在双重话语混合的叙事中，主人公跃豆或追忆北流往事，或描述北流新事，在城市姿态与乡村情感之间徘徊游荡。从“城市/乡村”的双重身份，再到“方言/普通话”的双重话语，方言与普通话在北流乡村内部及城市两种不同环境中相互倾轧与角逐，吸引着读者与作者共同深入思考北流方言的存留与使用问题，也形成了跃豆引导读者重回当下北流乡村、沉浸式体验新北流现代化乡村环境的重要推进力量。

　　《北流》小说正文之外另设的《别册：织字》中，除开头两部分“引”与“织”外，其余出现的章节主要内容基本都在小说正文中出现过。但小说正文中用普通话表述的话语，在别册中被尽可能用方言语汇替换，使得文本的方言腔调更加明显。例如，小说正文“注卷：姐弟”的“章四青苔”一节中，

　　她又讲起了人的权利：“米豆居然觉得不休息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家一儿三女，人人都躲开。你讲系无系？母亲大人只有连连应道：“系啊系啊。”

　　我又讲起人啯权利……“米豆居然觉得噉样就好了，唔知自己拥有休息权利，居然觉得冇休息系天经地义。渠哋屋企一仔三女，人人都避开……我实在睇冇落。”

　　小说正文中，这段叙事大部分是普通话，别册中的叙事大部分则使用北流方言。但读者可能注意到，小说正文中“你讲系无系？”和母亲回答的“系啊系啊”仍然采用的是方言，而别册文字中“自己拥有休息权利”仍然采用的是普通话。这两处看似突兀，却也有可解释的理由。第一段中“你讲系无系”和“系啊系啊”是非常简单的口语，表义相对单纯，并且和普通话的“你说是不是”“是啊是啊”只有声母不同的区别。况且粤语区还存在不区分声母的情况，在乡里人眼中，这已经是相对标准的普通话表述了。因此这两处没有必要转成标准的普通话汉字。而第二段中跃豆说的“拥有休息权利”在北流方言、古代汉语中都可以说是缺失的。因为中国古代法律语言中完全没有近代西方的“权利”词汇。直到19世纪中期，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c，1827—1916）及其中国助手在翻译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1785—1848）的《万国律例》（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时，将英文“rights”译为“权利”，该词才开始具有不同以往的内涵。跃豆所使用的，就是这个后来的法律意义上的、或所谓现代意义上的“权利”一词的涵义。因此，“权利”是近现代才出现的外来新词，“拥有某种权利”的搭配也很难在方言中见到。乡里人在使用方言交谈时找不到对应的方言词汇，因此只能使用普通话词语作为代替。这是当代乡村使用方言时普遍发生的现象。由于乡村愈来愈向城市靠拢，二者在各方面的界限都变得模糊，导致了北流人对方言与普通话的混杂使用。这种话语混杂不仅反映出乡里人口语交流的现实改变，对作者进行返乡叙事的语言使用也发出了新的挑战。

　　比如别册中“前章香港”的情节对应的是正文“疏卷：在香港”里的描述，其中有描述跃豆初到香港，吃西餐没吃饱，又出门找便利店，最后又到粥店的片段。小说正文中的文字是：

　　头菜、主菜、甜点，名头生冷古怪。想食粥，当然没有；炒青菜，当然也没有。好吧，奶油汤和蘑菇饭，共九十元。黏糊糊的，望之不爽入口古怪。即使吃掉了三分之一还是觉得没饱。一觉得没饱就越来越饥。……红十字对面就是她打听到的二十四小时便利店，7-ELEVEN，与北京同，绿红橙三色横额。

　　西餐啲嘢真系古怪，乜头菜、主菜、甜品，名头生冷……想食粥，梗系冇有。要一只炒青菜，亦都冇有。最后要只奶汤、一只奶油蘑菇饭，共九十元。两样都系黏糊糊，睇又睇冇顺眼，入口更加古怪。勉强吃了三分之一，买单出来，好像冇吃着饱。当然，其实就系冇饱。行过半条街，肚越嚟越饥。……红十字对面就系24小时便利店，7-Eleven，我以为同北京，吃啯用啯，一间铺就搞得掂……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林白在小说正文中使用普通话叙述香港城市经验，而在别册中叙述这一情节时，密集使用“啲嘢”“冇”“睇”“嚟”“啯”“搞得掂”等方言语汇，以北流人的乡土心态进行思考。正文中的“绿红橙三色横额”这句在别册被省略掉了，也许是与上文“拥有休息权利”情况相似，难以用北流方言描述。正文中更多普通话的表述很可能是作者林白在叙事时，为方便读者理解文意，有意使用普通话将当时北流腔调下的心理活动“翻译”过来的文字。在这种可能性下，读者也许会思考，在普通话的“转译”过程中，新的叙事是否丢失了话语背后重要的潜在信息，或丢失了方言中原汁原味的乡土特色，使读者丧失了接触北流人情感与价值观念的机会。但还存在着另一种情况，即跃豆本来就是以普通话来思考的，别册中的文本只不过是作者故意改写，使之呈现出更加浓郁的方言特征，而丝毫不论北流当地人在实际交流中是否还停留在完全使用方言词汇的状态。两种话语下的重复叙事使得读者陷入文本的迷宫，到底哪种叙事才是跃豆原先的心理活动？然而她的双重身份带来的复杂性，使这一问题的答案更加难以揣测。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别册：织字》的存在使《北流》成为加强性的方言写作实验性文本。

　　这种双重话语的叙事策略帮助林白在写作中更深入地探索乡村目前的方言使用状态。然而林白在某种程度上证明的却是，真正彻底的方言交流与方言写作在当下的乡村难以存在。因为大多数乡里人本身就已经无法实现完全的方言交流，也无法彻底地用方言思考。普通话体系中出现的新词汇，代表的是时代的变迁。外来概念和现代化词汇冲击着传统封闭的乡村体系，使其进入一种多重话语混杂的状态。这种方言与普通话交织的双重话语叙事策略，也让读者们切实感受到，如今北流打破了完全封闭禁锢的边地环境，在时代发展浪潮中无可避免地走向了传统与现代文化交融的状态。

　　巴赫金在《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中提出，“对多个‘语言’的态度，都体现在作品的语言中（是体现，而不是径直说出）。这里有许多个说话者，而同时却又只有一个说话者（即作者）”。在城市/乡村双重身份的内在精神架构之外，林白借助更加具体可感的北流方言与普通话的双重话语叙事，搭建起了文本的外部架构，进行返乡经历的言说。这种内外双层结构的叙事策略，使得小说的文本意蕴更加复杂而深刻，为理解作者书写北流乡村巨变的意图和效果提供了更多可阐释的空间。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中国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由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所结成的网络，以自己为中心，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在《北流》中，李跃豆回到家乡，最关注、落墨最多的，除了自己的经历和体验，便是与自己血缘关系最密切的家人的现实经历。比如母亲远照、同父同母的弟弟米豆、同母异父的弟弟海宝、弟媳红中和玉葵等；其次是远亲，比如百岁姨婆远素、表哥罗世饶；再次是自己亲近的朋友，如泽红、泽鲜，以及其他曾有联系的街坊朋友、知青队友等等……这些典型人物的形象和经历共同组成了跃豆回乡后的切身认知。

　　可以说，血缘与地缘所联系起来的乡情成为跃豆迅速重新融入北流、重新熟识北流的重要因素。尽管跃豆数十年间鲜少返乡，但这种乡情是很难消磨掉的。在跃豆返乡之后，亲戚朋友们好像几乎没有任何障碍地就与跃豆开始攀谈交心起来。韦、程、李三位医师是看着跃豆长大的，如今看到跃豆回来，便对她大谈年轻往事，也坦然展露自己的病、丑、老，当着面就把衣服掀起来，朝肚皮上注射胰岛素。一百岁的远素姨婆刚见面就叫住跃豆，主动念叨起自己和儿孙的近况。在《北流》的叙事中很难见到因许久未见而生疏的境况，见面时几乎就像昨日才见过一样，大家马上聊得热火朝天。这种淳朴而浓烈的乡情不禁令人动容。

　　随着血缘、地缘关系上的由远至近、由疏至密，乡亲们与跃豆生活范畴的重合度愈来愈高，为跃豆提供的故事在真实性和可靠性上也愈来愈强。跃豆出走家乡这段时间中留下的经验空白，在返乡后被不同的亲友一遍又一遍、一层又一层地填充完整。相较于以天新、小五世饶、陈地理等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为主角，显示出作者丰富想象力的章节，小说中书写的那些与跃豆血缘关系上更近的亲人们及好朋友们的交往细节，则更接近于非虚构的记叙。这些跃豆青少年时期曾经熟识、亲近的人们，大部分从20世纪70、80年代到21世纪20年代的当下，都几乎一直生活在北流。他们无疑是北流乡村巨变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是能够帮助跃豆反映北流乡村变化的“可靠叙事者”。北流在当代历史中发生巨变的过程逐渐在李跃豆脑海中补齐，最终形成了李跃豆如今对北流全新的认知。无论是日常亲切对话，还是主动热情地提供写作素材，他们都为跃豆返乡后重认乡情起到了强力推进的作用。

　　而在跃豆自身，她身上的乡情也从未完全泯灭。返乡后，她内心深处根种的乡情从被遮蔽的状态显现出来。最突出、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她在正文多次记述的，自己不满弟弟米豆照顾瘫痪的叔叔这件事。跃豆一直不认为米豆是出于情分帮助亲戚，而只当这是米豆的一份用于赚钱生存的工作，并且理所应当地觉得工作就应该有休息的权利。她以城市知识分子所谓的先进思想和严峻的名词“人的权利”“奴役”做武器，以主持正义的姿态向亲戚们埋怨和发泄怒火，更时时监督叔叔家是否让米豆放假休息。跃豆还认为“虽然付他工资，看上去不少，但跟他的付出相比，是不对等的”。跃豆此时似乎完全拿市场经济的那一套来丈量米豆伺候叔叔付出的劳动，把二人的关系看作是基于金钱而建立的劳务关系。这些在北流亲戚们看来“大逆不道”、毫不讲情谊的行为，导致跃豆在亲戚中显得格格不入，李家甚至把她当成彻底的局外人。连叔叔去世的消息，亲戚们也只告诉米豆，却不告诉跃豆。“整个家族抛弃了她，她终于，又一次成为独己一人。”跃豆运用市场经济思维来衡量米豆照顾叔叔的利弊得失的方式，在北流却面临失灵的窘况。问题就在于跃豆从城市返乡之后，缺乏处理亲戚关系中复杂问题的经验，没有意识到乡情在北流仍然是极为重要并且涉及广泛的一种人际关系因素。在亲戚们眼中，跃豆应该尊重自己、米豆及叔叔间的亲戚关系，不应认为这是金钱与劳动的交换，而应当让米豆出于“情分”，积极主动、几乎无偿地向叔叔伸出援手，也不应大闹“争取休息的权利”，否则便是“六亲不认”。

　　但其实，这一事件中跃豆的所作所为，仍然体现出她潜意识中最基本的乡土血缘观念。在跃豆非常复杂的家庭中，有异父异母的哥哥萧大海（萧继父带来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李春一（李稻基和前妻的女儿）、同母异父的弟弟萧海宝（远照与萧继父的孩子）和同父同母的弟弟米豆（远照与李稻基的孩子）。因此在亲戚关系网中，跃豆与米豆在血缘上关系最近，而叔叔却是跃豆父亲的兄弟。按照费孝通“差序格局”的模型，他是离跃豆更远一层的亲戚。照此看来，跃豆也并非毫不讲亲情，只不过跃豆没有意识到，自己无意识中更愿意去体贴与自己血缘上更亲近的同辈亲弟，而非隔了一层的父辈叔叔。这才使得跃豆在心理上更加关注和偏向米豆，更在意米豆是否能多休息几日，而非在意米豆是否时刻照顾好瘫痪的叔叔。因这件事遭到亲戚排斥的跃豆看似是冷酷无情的，但最终却仍可以发现，跃豆何尝不同样在意着深厚的血脉亲情。在叔叔死亡的冲击之下，当跃豆感觉到自己好像被整个家族抛弃的时候，她对米豆、对叔叔，以及对其他亲戚们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她开始意识到，亲情与乡情也许是无法被消磨掉的。“看上去，她是扳回了一局，像是赢了，又像没有。”返回到北流的人际关系网中，她对亲情与乡情无意识的依恋愈来愈强地表现了出来。

　　在当下的北流，血脉亲情与地缘乡情仍然是邻里乡亲之间交往的重要参照。物质上的飞跃带来了北流外部环境翻天覆地的改变，但实际乡村仍然部分保持着传统的熟人社会中的习惯，尤其是家族观念和守望相助的观念。在孟繁华看来，中国乡土社会具有一种“超稳定文化结构”：乡村的风俗风情、道德伦理、人际关系、生活方式或情感方式等一直延续；无论政治文化怎样变化，乡土中国积淀的超稳定文化结构并不因此改变，它依然顽强地缓慢流淌②孟繁华：《百年中国的主流文学——乡土文学/农村题材/新乡土文学的历史演变》，《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作者叙述久居城市的跃豆返乡之后，与持传统乡情观念的亲人重新融合、热情交往或发生冲突，一方面体现出乡民们传统朴素的文化心理以及淳朴真挚的情谊，另一方面也在叙述跃豆重认乡情的过程中，发现农村在当下现代化之“变”中的“不变”，体现出乡民之间剪不断的内在情感联系。

　　在德国人类学家洪堡特看来，“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成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极为密切……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除了对乡情的重认，林白也非常重视通过本土化语言叙述北流当下生活细节、塑造典型人物形象，并时刻保持着一种对北流方言逐渐衰退消失的隐忧。尽管作者清楚当下已经不能够完全弃普通话不用，而仅仅使用方言交流与写作，但她仍期待北流方言能够流传下来。

　　无论是对生活细节无意的叙述中，还是在有意加入的词典选段中，林白时时表现出对北流方言的关注。文友聚会上，有前辈发表对北流方言的研究成果，但跃豆悲哀地发现，他的论述没几个人认可。“都讲本地话难听，土得不能再土，小孩子在家同父母也讲标准语，公共场合，酒店商场一概讲北方普通话。除了大排档，除了在地上摆菜担的，少闻本地音了。六七十、七八十的老婆婄，见面搭话，讲完几句，就说，Bye-bye了喔。而往时，告别时讲：明朝早见哈。”这些描述无疑包含了林白对方言被普通话及外来语逐渐替换的切身危机感。林白还在《北流》中引用了记载着突厥语发生类似情形的《突厥语大词典》，“然而其他突厥人却不以单词形式使用这些词。他们的这个词来自波斯语。因为乌古斯人与波斯人杂居在一起，忘记了许多突厥语词。乌古斯人的语言是文雅的语言。在其他突厥人的语言中，由一个词根和另一个从属词组成对偶的名词和动词，乌古斯人不以对偶形式。”突厥人认为乌古斯人的语言更加文雅，恰似北流人认为普通话更加文雅。但如果一种语言不再被自己的族群认可和使用，那么这种语言就将失去生机活力，面临失传的窘境。

　　而这种窘境的产生是有迹可循的。林白试图以米豆为代表，描述北流方言逐步衰退的过程。米豆不爱讲北流方言，而热爱普通话。源头之一是他从小接触的语言环境——在米豆三岁时，邻居都讲普通话。源头之二是米豆在老家待了半年，老家是接近普通话的客家话地区，老家的大姐李春一也会说规范的普通话，并常常背诵领袖诗词。总而言之，充满了普通话、以普通话为标准的语言环境，潜移默化地使米豆习惯了书面语和普通话，并且热爱它。照此看来，若一方面让当下的乡村人接触不到北流方言，另一方面又将普通话认定是比方言更加“高级”“文雅”的语言，那么方言自然受不到重视。无人愿学、愿讲方言，方言自然会衰退没落下去。

　　面对这种窘境，林白在《北流》这部小说的叙事中也做出了种种努力，试图挽救正在消失的北流方言，呼吁读者保护当下乡村仍存留着的语言习惯，以及其中蕴藏的地方特色。小说中曾多次出现跃豆返乡后考虑保留北流方言、进行北流方言写作、记录用方言传唱的民间歌谣的情节。在小说正文册之外，另设两册《别册：织字》和《支册：李跃豆词典》，讲解如今北流地区的方言使用情况。《别册：织字》前文已介绍过，是北流方言和普通话缠绕而成的文本，但较小说正文而言，其在方言写作实验性上更进一步。《支册：李跃豆词典》是将小说正文中出现过的生僻方言词汇，按照常规词典的拼音首字母索引方式编成了“首字检字表”。虽然林白介绍这是“私人粗浅文本”，但已经算是一本初具雏形的北流方言词典，与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体例非常相似。小说正文每一部分开头还有《李跃豆词典》节选，像小学语文课本中的生词表一样，帮助读者提前学习这部分出现的北流方言生词，更好地理解正文文意。

　　此外，“后章：语膜/2066”以科幻短篇形式想象北流方言几乎彻底消失，已经不为人知的情形。林白立足未来，回望当下，想象2066年的亦甘查阅自己的外曾祖姑李跃豆写的长篇小说《北流》。尽管《北流》中包含的《李跃豆词典》记录了很多北流方言词汇，但只简单注释了词义，没有例句，无法知道方言词汇在一句话中具体是怎样使用的。北流方言的语音、语气、语法、用语习惯以及民间歌谣、戏曲都不能够完整留存。仅存的支离破碎的北流方言被录制成“语膜”，北流方言沦为旅游景点供猎奇玩赏的项目。“异辞：姨婆的嘟囔，或《米粽歌》”部分既记录了北流口语用法，又讲求声韵和谐，形式规整，堪称是北流方言文化中的《诗经》和《楚辞》。正因为林白不愿看到乡村失去地方特色、方言传承断裂，于是她选择用北流方言书写当下乡村生活，让饱含质朴乡土气息的北流方言在她的笔下焕发出生机和异彩。

　　方言写作与普通话写作之间存在争议，但方言写作一直以来都被众多作家、学者充分肯定。湘籍作家周立波所写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小说代表作，其方言色彩便十分浓郁。他曾在《方言问题》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支持方言入文：“我以为我们在创作中应该继续采用各地的方言，继续使用地方性的土话。要是不采用在人民的口头上天天反复使用的生动活泼的、适宜于表现实际生活的地方性的土话，我们的创作就不会精彩……”以方言刻画农民情感，以方言记录时代变迁，周立波以方言写作为乡土文学的书写立下了标杆。而林白在《北流》中更深入、更细致、更全面地对家乡北流方言进行整理，认真思考北流方言的传承与保护等问题，将挽救北流方言的行动提到了更加显著的位置。这种对方言写作的自觉整理与主动运用，是林白走出小我、面向大我、书写当下北流乡村新面貌的重要抓手，为书写新时代北流乡风民情增添了独特的韵味神采。

　　在返回北流、返回故土、返回乡村的过程之中，林白笔下的跃豆融入久居北流的诸多亲朋好友中间，血脉乡情关系的联结让她产生了切实的“在场”感，这帮助了跃豆全方位地深入体验、观察北流当下真实的乡村状态。作者塑造出跃豆、远照、米豆等一个个生动可信的文学形象，让乡村人有发出真实声音、表达独特自我的可能性。对历史与当下、过去与现实的个人与集体经验的叙述，让读者在对比中看到北流如今与时代接轨的物质生活条件与精神状态，展现出当下乡村蓬勃发展的生机。她采取的“城市/乡村”双重身份与“方言/普通话”双重话语的叙事策略，使小说结构更加复杂而深刻，丰富了文本的阐释空间。同时，林白重认乡情、挽救方言，从更加深远广阔的视角出发，见证与反思乡村的现代化建设。

　　在改革开放后、在脱贫攻坚后、在乡村振兴后，有着凤凰木、鸡蛋花树、芒果树、尤加利树、羊蹄甲树以及跃豆无数儿时珍贵记忆的北流，已经改头换面、脱胎换骨。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上，还有无数个北流这样的小镇、无数北流人这样的乡民，正在进行着新时代热情奋进的新征程。然而，在前行的道路上，乡村人系连着血缘乡情的根脉不能丢，承载着乡土文化的方言不能丢，对民间大地那一份朴素而真挚的热爱不能丢。林白以重回当下乡村的叙事，召唤着更多人重返乡村、重构乡村，重新思考乡村在时代剧烈变动中的处境与未来。

　　原标题：《《写作》新刊︱萧映、史婉莹：重回当下的乡村——林白《北流》的返乡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