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06月21日_06月21日历史上发生的事件_天气网

　　唐高宗死后，武则天临朝称制，掌握国政。她的侄子武承嗣深知武后有称帝之野心，于是请人在一块白玉上凿“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字，说是在洛水中发现的，恭恭敬敬地献给了武（则天）后。武后得到此石后十分喜欢，就称该石为“宝国”。下诏：“拜时治神（水）；朕受‘宝图’，当告谢天地”。

　　武后便于688年6月21日（唐垂拱四年五月十八日）给自已加尊号为“圣母神圣”。

　　七月，将“宝图”更名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治水”，祭祀比江、淮、河、济四渎。又改嵩山为神岳。

　　本能寺之变发生在日本天正10年6月2日（公历1582年6月21日），织田信长的得力部下明智光秀在京都的本能寺中起兵谋反，杀害其主人信长。几近统一日本，结束战国乱世的织田信长殒命，日本历史也由此被改写。

　　天正10年（1582年），织田信长几乎夺取了以京都为中心的近畿全境，而武田胜赖的势力也在这一年被织田和德川的联军所灭亡。此时，织田信长眼中的大敌，仅剩下中国地区的毛利氏、关东地区的北条氏以及北陆地区的上杉氏而已。在之前一年，负责中国地方攻略的羽柴秀吉攻下了鸟取城，守将吉川经家自杀，这对毛利氏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而在消灭武田氏之后，织田信长以泷川一益为统率，联合德川氏开始了对北条家的进攻；另外，上杉家在谦信死后，发生了为争夺继承权的御馆之乱，由其养子景胜掌权，本来强盛的势力也已受到很大削弱，加之受到负责北陆地方攻略柴田胜家的猛烈进攻，已陷入了巨大的困境；四国方面，信长派出重臣丹羽长秀和三子织田信孝准备渡海平定四国的长宗我部氏。这一年，49岁的织田信长，以安土城为据点，统率著柴田胜家、丹羽长秀、羽柴秀吉、明智光秀、泷川一益等家臣，正力图统一全国。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日本将为信长所统一。

　　5月15日到17日之间，明智光秀负责招待长年与武田胜赖交战的德川家康。织田信长召唤德川家康到安土城晋见，据说当时由于光秀办事疏忽，被解除了招待的负责人职务。15日羽柴秀吉传来求援的消息，17日织田信长命令光秀返回其属地阪本城并准备出战。5月26日，光秀领军来到丹波龟山城，做好了出战的准备。28，29日，他参拜了爱宕神社，并留下了“时在今日，天下当倾”的名句。

　　另一方面，5月29日织田信长为了支援秀吉，带领了百余人的年轻侍卫从安土城出发，进驻京都的本能寺，计划在这里集结部队。同时，信长的嫡子信忠驻扎在妙觉寺。6月1日，信长在本能寺举行茶会。

　　当天下午，光秀率领1万3千余士兵从丹波龟山城出发，号称“接受信长的阅兵”，向京都移动。次日凌晨，在渡桂川的时候，光秀向全军大喊“敌人就在本能寺”，起兵谋反，讨伐信长。进攻本能寺时，光秀并没有告诉部下攻击的目标是信长。率领约100人的信长本身亦持枪奋战，负伤后返回房内切腹自杀，享年48岁。根据信长的家臣太田牛一著作《信长公记》），事变后信长的尸体也下落不明。

　　1813年6月21日爆发的维多利亚战役，是世界军事史上一次重要的战役。

　　19世纪初，拿破仑一举打败俄奥联军，使拿破仑所统治的帝国包括北意大利、亚得里亚海东岸、莱茵河以西的一切地方。拿破仑为了使附庸国西班牙能够由自己直接统治，强迫西班牙斐迪南七世放弃王位，立其兄约瑟夫·波拿巴为西班牙王。这一事件，引起西班牙人民的强烈反抗。1806年，英国爱尔兰事务国务大臣惠灵顿，奉命以英、西、葡盟国联军总司令的身份，与拿破仑法国作战。在西班牙作战初期，双方有胜有负。1812年，拿破仑因对俄战争的需要，把法国的军队一批批调去参加对俄国的远征。惠灵顿抓住这一有利的时机，乘法军之虚，采取积极攻势。他依靠准确的判断，于1813年6月21日，在西班牙境内的维多利亚城区对法军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攻，一举全歼法军，直插马德里，迫使法军放弃西班牙，逃回法国。惠灵顿因此被晋升为元帅。

　　惠灵顿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将领。从1827年开始，一直担任英国陆军总司令。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称他为“拿破仑的战胜者”，“铁腕公爵”。恩格斯对他的评价是：“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十分标准，但却没有一件是卓越的……他有他自己的伟大，也就是说，可以算作伟大，而仍然不失其为平庸。”

　　被称为“幼儿教育之父”的德国学前教育家、教育理论家里德里奇·福禄培尔生于德国士灵省一个路德派牧师的家庭。福禄培尔早年丧母，在舅父的资助下进入中学，又在林业主的资助下进入耶那大学学习，后来他因经济困难被迫辍学。在此之后他还当过测量员、书记员等，更换了许多工作。1805年他经人推荐当上了法兰克福模范学校教师，开始了教育生涯，写了泛论儿童教育工作的著作《人的教育》。1836年后，福禄培尔专门从事学前幼儿的教育工作，在他家乡附近的勃兰根堡开办了一所学龄前儿童教育机构，命名为“幼儿园”。他还出版了幼儿教育的专著《慈母曲及唱歌游戏集》。他认为人和自然的发展法则相同。他把儿童成长看作是一个整体的发展过程，认为儿童的发展是多方面的，所以教育内容也应该是多方面的。他把儿童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第一婴儿期，第二童年期，第三少年期。婴儿期教育的主要任务是照料儿童，发展他们的外部器官。儿童期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发展外部器官和发展语言，还要重视儿童的游戏、艺术教育和在大自然中的活动。少年期是学校教育时期，主要是向少年传授知识，陶冶他们的意志，以使他们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他非常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很重视母爱和家庭环境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主张通过组织家庭联盟的办法建立“幼儿园”，以便对儿童进行教育。幼儿园的任务是培养学前儿童，让他们做各种必要的活动；发展他们的体格，锻炼他们的外部感官，使儿童认识人和自然；让儿童在游乐、嬉戏和天真活泼的活动中，做好升学准备。他还把寓言、故事和唱歌作为幼儿园的教育手段，这对后世影响很大。在教学法方面，他重视学生的自觉性，强调练习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主张学习要同适当的体力活动结合起来。同时，他还强调学校必须与家庭取得联系，认为学校教育同家庭教育的一致性是达到教育目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福禄培尔不仅是学前教育理论家，也是一位实践家，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幼儿教育事业。他建立的学前教育理论，对许多国家的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都有重大影响。他在晚年积极参加进步教师集会，呼吁政府拨款促进幼儿园的发展。他的有关幼儿教育的著作，经友人编辑出版，名为《幼儿园教育学》。1852年6月21日，福禄培尔逝世。

　　1870年6月21日，天津教案发生。1960年法军强占天津名胜望海楼为领事馆，强占民地，修建教堂、育婴堂，搜罗爪牙，拐骗人口，早为民众痛恨。1870年6月，天主教育婴堂收养婴儿因流行病传染而死亡了三四十名，尸体溃烂，惨不忍睹，激起公愤。同时直隶河间拿获拐犯王三纪，静海拿获拐犯刘金玉，供词牵涉教堂。6月18日，天津捕获迷拐幼童罪犯武兰珍，自供系教民王三主使，并涉及教堂。此事哄传后人心大愤。于是天津民众万人于20日聚集育婴堂前，要求入内检查。正当该堂负责修女同意民众代表入内时，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闻报赶至，将民众代表轰出堂外。丰大业又于21日午后，持枪闯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开枪恫吓，要崇厚派兵弹压。出衙后，路遇天津知县刘杰，丰大业公然向刘杰开枪，击伤刘杰随从高升，还声称：“我不怕中国百姓。”秘书西蒙也鸣枪威胁。民众怒不可遏，当场击毙丰大业和西蒙。随后焚毁法国领事馆、教堂、育婴堂及英、美教堂数所，打死外国教士、商人多人，其中法人17名，俄人3人，英、比、意各1人。史称“天津教案”。

　　事发后，英、美、法、德、意等7国军舰集结天津、烟台一带海面示威。23日，清政府命直隶总督曾国藩查办，接着又派李鸿章会同办理。曾、李以“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为办案方针，讨好侵略者，竟然判处民众为首者20人死罪，25人充军，天津知府刘光藻、知县刘杰发配黑龙江，赔款497000多两重建教堂，10月并派崇厚到法国道歉。曾国藩卖国求荣，引起举国上下无比愤慨。其在京同乡将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功名的匾额打碎烧毁，曾国藩自感“内咎神明，外惭清议”，称病不出。1872年3月曾病死金陵。而天津人民不仅将民众斗争情况绘于扇面印卖，进行宣传，并且每年在天津教案发生的日子，群众都要沿当年打教堂路线举行游行。队伍中还有人扮装被杀害烈士以示悼念。这一习俗，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停止。

　　汤用彤（1893年-1964年）字锡予，湖北黄梅人，生于甘肃通渭。中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汤用彤先生父亲汤霖，字雨三，为光绪十五年进士，平生致力于汉学，对用彤先生之影响很大。1908年就学于北京顺天学堂，接受新式教育。1911年入清华学校，1916年清华学校毕业。1918年留学美国，并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哈佛大学期间，由于才学出众，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1922年回国，执教于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后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系，1925年任系主任。1926年因东大学潮，转任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1927年再回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系主任。1931年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自1934年起任系主任；1938年任北大参与合组的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教育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1945年代理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1946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9年1月被推选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校长）；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51年10月后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直至1964年病逝。

　　汤用彤先生对中国佛教史的梳理，对魏晋玄学的开掘为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的确立打通了难关，受到国内外汉学，佛学研究学者的普遍推崇，其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至今仍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书中许多论点被视为不刊之论。先生自谓“幼承庭训，早览乙部”，其对佛教文化的钟爱与故乡浓厚的宗教气息或不无关联。

　　让-保罗萨特（Jean-PaulSartre，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法国思想家、作家，存在主义哲学的大师，其代表作《存在与虚无》是存在主义的高峰作品。

　　萨特于1905年6月21日生于法国巴黎的富裕阶层家庭。父亲让-巴浦蒂斯特萨特是海军工程师。在萨特1岁零3月去世。四岁时萨特由于角膜翳导致右眼斜视。这使得他的相貌在有的人看来有些丑陋。母亲是安-玛丽萨特（婚前姓史怀哲）在萨特父亲去世后带着萨特前往阿尔萨斯，在做法文教师的外祖父家里生活，尽管他日后排斥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但祖父家里的知识氛围让萨特在写作和文学上受益很多。而据说他读的第一本书的书名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

　　萨特考上巴黎高等师范学校（EcoleNormale）攻读哲学。在这期间，萨特读了笛卡尔、康德、柏拉图等人的主要著作。这对他后来有了不小的影响。巴黎高师每年的戏剧演出活动，这使萨特开始重新对戏剧喜好起来。并写了他的第一个独幕剧《我将有一个好的葬礼》。萨特在大学期间通过朋友关系认识了在巴黎大学就读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她后来被称为萨特的“终生伴侣”。当时他们都在准备中学教师资格考试。1933年，萨特前往柏林，进修胡塞尔的现象学。1934年，萨特在柏林写了《论自我的超越性》（或译《自我的克服》）一文。1936年又发表了《影像论》（或译《想象》）这是萨特对现象学研究后的论文。

　　1943年萨特完成并出版了他的哲学专著《存在与虚无》。仍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萨特希望把自己多年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写进这本哲学专著中。写作是在艰苦的环境下完成的。因为煤炭短缺和电力供应不足，萨特就到住所附近的一个叫弗洛的咖啡馆，用乙炔照明来写作。书问世后在知识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职业哲学家都关注着这本书。但《存在与虚无》从一开始就难以被学术界正统权威所接受。他们觉得这本书过于离经叛道，不能入哲学的殿堂。这本书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使得存在主义成为五十年代最具影响的思潮。而这本书也被视为法国存在主义运动的奠基之作。

　　战争期间，萨特还完成了他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第一、二卷。书名最初定为《魔鬼》，卷首语是：“我们是痛苦的，因为我们自由！”以后书名改为《自由之路》。1964年萨特因为《词语》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并最终获奖。但萨特拒绝领奖，理由是他一向否弃官方的荣誉。但在晚年的口述中他表示拒领奖是因为它把作家和文学分为等级。

　　1973年萨特的眼睛几乎完全失明。他的生活由西蒙波娃和他的养女来照顾。萨特于1980年4月15日去世。他的“终生伴侣”西蒙波娃（法国思想界的重要人物，女权主义者，著有《第二性》）在萨特去世后，以萨特最后10年生活为基础，写了回忆萨特的作品《永别的仪式》和萨特的书信集《致海狸和其他人》。（海狸是萨特对西蒙波娃的爱称。）

　　萨特的哲学是一种激进的自由意志主义。这种理论和决定论相对，认为人类有绝对的自由。“上帝已死”，尼采名言可以看作萨特哲学的一个基本前提。结果是人变成被抛弃的了。因为在人的身内身外，都无法找到依托的东西。人没有存在的理由。而如果确实是存在先于本质，人就不能用一种天生的现有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也就是说，没有决定论。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另一方面，如果上帝不存在，人就没有价值和戒律说明人的行为是正当的。没有价值领域。人孤寂独处，无可辩解。这就是萨特说“人是被判定为自由”时想要表达的意思。因为一个人并不是自愿存在于世的，然而一旦存在，他就是自由的；但同时他要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

　　1953年6月21日。美国、英国和法国强烈谴责苏联当局在东柏林的军事，但苏联当局对此毫不理睬。苏方说：除非西方各国停止向东柏林派遣特工人员和其他犯罪分子，否则苏方决不会解除军事管制，也不会重新开放东柏林。在这次从星期二开始的骚乱中有20多人被打死，近200人受伤。

　　罢工起初发生在东柏林，然后迅速蔓延到整个东德。星期一当政府宣布提高建筑工人的劳动定额时，罢工开始了。大约5000名工人涌上街头，抗议政府采取的这项措施。星期二抗议的人数增加到5万。政府企图取消这些新的工作条例，但为时已晚。

　　参加罢工的人袭击了苏联新建的大使馆，占领了党的办公机构，撕毁红旗，捣毁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的界标，并且放火烧毁了边界上的一个小屋。东德的二位副总理奥托·努施克被人从豪华的汽车中拉出来，遭到围攻。几辆西柏林的宣传车敦促东柏林的工人参加罢工。

　　东德的警察对势不可挡的罢工人群束手无策。苏联军队被请求采取行动。苏联坦克开进东柏林街头，试图使局势恢复平静。苏军封锁了东西柏林之间东柏林亦手空拳的人和坦克对抗的边境，并且关闭通往西德的主要公路，东柏林的交通陷于瘫痪。

　　一些苏联坦克把枪口对准西柏林，似乎要表明盟军占领区是骚乱的真正根源。东柏林军队荷枪实弹闯入民宅搜查罢工领导人。满载苏联士兵的卡个在东柏林的人街上呼啸而过。苏联士兵还朝天开枪威胁参加抗议的人群要他们回到家去。

　　下午1时苏联军事情挥宫P·T·蒂布拉瓦少将宣布从晚上9点到清晨5点实行戒严。

　　总理奥托·格罗提渥把这次骚乱归咎于西柏林的“法西斯主义者”以及其他反动派。他指责不明身份的“外国势力”曾对抗议者进行煽动。3个西方盟国立即反驳说他们与抗议示威无关。他们指责东德处死1个所谓来自西柏林的骚乱者，完全是对法律的歪曲。

　　1956年6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在押日本战争犯上中正高、大矢正春、川田敏夫等335人，宣布免予起诉并立即释放。该决定是根据全国人大《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作出的。

　　对日本战犯免予起诉的决定分别在抚顺，太原两地宣布。在抚顺释放的是295名，在太原释放的是40名。这个决定的宣布，使受到宽释的战争犯当场流下了眼泪。

　　在宣读免予起诉的决定书的时候，许多人参加了旁听。决定书宣读完毕后，检察员对免予起诉的人一一点名，并当场同中国红十字会的代表办好了交接手续。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表示愿意执行中国政府的委托，尽力解决他们在回国途中的困难。

　　柳亚子，原名慰高，又名人权、弃疾，字安如，一字亚卢。1887年生。江苏吴江人。清末秀才，近代诗人。

　　1903年在家乡参加中国教育会，后到上海爱国学社读书。1906年加入同盟会，同时加入光复会。1909年创办南社，被选任书记员。1924年加入改组后的中国。曾任孙中山秘书、上海通志馆馆长、中国中央监察委员。

　　“四·一二”政变后，被通缉，逃往日本。1928年返回国内。抗日战争时期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从事抗日。1941年5月因谴责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被开除党籍。抗战胜利后，任中国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兼监察委员会主席、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理事、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

　　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8年6月21日病逝于北京。辑有《磨剑室诗集、词集、文集》、《柳亚子诗词》等。

　　贝娜齐尔·布托，1963年6月21日生，是前总统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的长女。早年在拉瓦尔品第、卡拉奇等地的教会学校读书，后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毕业后在英国牛津大学深造两年，获政治、哲学和经济学学士学位。曾任牛津大学学生会辩论社主席。1976年牛津大学毕业后在巴基斯坦外交部研究室学习，专门研究战略问题。1977年7月布托政府被推翻后，离开外交部从事党务活动。1978年9月当选为巴基斯坦人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布托被处死后，多次被软禁和关押。人民党中央执委会曾通过决议：一旦布托夫人被取消参加政治活动的资格，她将担任该党主席。1982年底，布托夫人去联邦德国治病前夕，提名她接任巴基斯坦人民党代主席职务。1984年2月贝娜齐尔也出国治玻1986年4月回到巴基斯坦，领导人民党开展反对齐亚·哈克政府的活动。1988年11月人民党在大选中获胜，12月她成为巴第一位女总理。1990年8月伊沙克·汗总统以“滥用职权、任人唯亲”等理由解除其总理职务。1993年10月大选后再次出任总理，12月当选人民党主席。1996年11月，因“严重腐败”等被莱加利总统解除总理职务。任总理后曾多次访华。

　　艾哈迈德·苏加诺是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者，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印尼共和国的首任总统。

　　苏加诺1901年6月6日出生于东爪哇的泗水(即苏腊巴亚)一个土著贵族家庭。取名为库斯诺·索斯罗·苏加诺。

　　苏加诺1921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刚刚成立两年的万隆工学院学习。他作为爪哇青年会万隆支部的主席，经常发表演说，鼓吹民族主义，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积极从事政治活动。

　　1928年5月27—30日，印尼民族主义协会在泗水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根据苏加诺的报告，在“纲领宗旨”中提出它的斗争目标是：改变印度尼西亚社会生活的结构；取消政治上的依赖性；结束荷兰政权；采劝不合作”道路使印度尼西亚摆脱荷兰。大会决定改名为“印度尼西亚”(又称“民族党”)，苏加诺当选为主席。

　　印度尼西亚民族运动的发展，使荷兰当局感到日益不安。1929年12月10日，苏加诺在日惹被捕后被关在万隆的监狱里。1930年8月法庭开始审讯以后，苏加诺在月初的答辩中，进行了长达两天的慷慨激昂的发言。他揭露了荷兰对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宣传了印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这篇著名演说，以后以《印度尼西亚的控诉》为题发表。12月22日，他被判处四年徒刑。1931年经过上诉后，于12月31日出狱。苏加诺回到泗水，一路上受到群众的热情致意。

　　1933年8月1日，当苏加诺在雅加达参加一次执委会会议后，再次被逮捕，监禁在苏加米斯金。开始了为期九年的流放生活。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侵略军于1942年3月占领印度尼西亚，并成立了军政府。苏加诺在荷兰军队押解撤离的途中逃跑，躲在西苏门答腊的港口巴东。日本占领军找到了苏加诺，在日本当局同意最后给予印度尼西亚独立后，苏加诺答应为军管当局工作。

　　随着日本败降之日临近，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8月17日上午，苏加诺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印尼共和国成立，下午向全国广播了这一消息。印度尼西亚独立宣言也散发到了全国各地。各地革命群众从日军手中夺取武器，奋起夺权，占领了各主要城市。8月18日，印尼独立筹备委员会批准了共和国宪法，选举了苏加诺和哈达担任总统和副总统。

　　大战结束以后，荷兰帝国主义重回印度尼西亚，妄图重建殖民统治。荷兰先于1946年11月15日迫使共和国政府签订“林牙椰蒂协定”，决定组成以荷兰女王为元首的“荷兰——印度尼西亚联盟”。继而于1947年7月21日发动第一次殖民战争，1948年1月12日迫使共和国政府签订“伦维尔协定”，规定就地停火，重申印尼共和国必须参加印尼联邦，由荷兰在印尼行使主权。1月29日，苏加诺任命副总统哈达组织“总统制内阁”。9月，哈达政府制造“茉莉芬事件”，、迫害人。

　　1948年12月19日，荷兰对印尼共和国发动了第二次殖民战争。当天包围并占领了日惹，苏加诺再次被捕。他拒绝了荷兰要他命令共和国停止抵抗的要求，被关押在多巴湖上的普拉帕特。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要求双方停火、荷兰释放苏加诺等人、在日惹地区恢复印尼共和国政府、荷兰“临时政府”向印尼“移交主权”的提案。1949年4月14日，荷兰被迫重开谈判，于5月7日达成妥协，签订停火协定。6月30日，荷军从日惹撤走。7月6日，联合国的一架飞机把苏加诺等人从邦加接到日惹。8月23日，在荷兰的海牙举行圆桌会议，11月2日签订“海牙圆桌会议协定”，荷兰承认了印度尼西亚独立，但荷兰仍然在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掌握实权。

　　1950年8月15日，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再度成立，苏加诺仍担任总统。在印尼人民的坚决斗争下，1954年8月10日和荷兰谈判达成取消“荷兰——印度尼西亚联盟”的协议，1956年4月21日废除了“海牙圆桌会议协定”。

　　他主张“民族主义、宗教、思潮合作”(即“纳沙贡”，是印尼文“民族主义者”、“宗教信仰者”和“者”三个词前面几个字母的组合。1963年5月，国会一致选举苏加诺为终身总统。

　　1965年8月初，苏加诺卧病不起。10月初，“将领委员会”发动政变，掌握了政权。印尼局势动荡不安，大批人被杀。苏加诺处于有名无实地位。1966年3月11日，他被迫签署一项训令，“委托”苏哈托掌握一切权力。1967年2月20日，他交出了总统权力。3月7日，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特别会议宣布撤销苏加诺总统职务，任命苏哈托为代总统；一年后，于1968年3月27日正式任命苏哈托为总统，苏加诺被软禁在雅加达市郊，几个妻子相继离婚。1970年6月16日，他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住进雅加达军人医院。6月21日，苏加诺病故，终年69岁。

　　1985年6月21日。西德、美国和巴西的调查人员“有99％的把握”肯定他们已发现了约瑟夫·门格尔的尸体。

　　自从6月6日在巴西圣保罗郊外的一座坟墓中掘出一具尸体以来，已进行了无数次法医检验，甚至连遇到多次骗局，专门追捕纳粹逃犯的以色列警察梅纳赫姆·拉塞克似乎也感到满意。

　　由于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参与杀害400万人，其中大多是犹太人，约瑟夫·门格尔医生被称为奥斯维辛的“死亡天使”。他进行了多次“实验”，对象经常是儿童，其结果不是残废就是死亡。一位本身也是医生的巴西科学家称他为“致人死地的医生”。

　　曾有谣传说门格尔战后逃到巴拉圭。西德当局发现了认定他在巴西的信件并找到了住在圣保罗附近的一对奥地利夫妇，他们供认庇护此人。这对夫妇说他6年前，即他67岁时在一次游泳事故中死亡。

　　除在国外治病的非国大主席奥利弗·坦博和正在国外访问的非国大副主席纳尔逊·曼德拉等4名委员外，其他31名非国大执委会委员均出席了为期3天的会议。

　　执委会委员帕瓦德对该报说，研究在制裁甫非方面采取某些灵活作法已列入议程。

　　该报援引帕瓦德的话说，非国大可能同意国际上取消对南非的体育、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制裁，以对南非总统德克勒克的改革作出反应。

　　德克勒克2月2日宣布取消对非国大筹组织的禁令后，为非国大能在南非境内举行执委会会议铺平了道路。6月19日，南非3院制议会通过了取消公共场所种族隔离法的法案。

　　南非政府和非国大释放政治犯工作委员会已达成一份协议，南非政府可能以释放政治犯来换取非国大放弃武装斗争。

　　据伊朗电视台报道，1990年6月21日凌晨伊朗西北部地区发生的里氏7.3级强烈地震，已经造成1万人死亡。电视台播放了受灾最严重的赞詹省和吉兰省的大部分地区房倒屋塌的灾情。

　　地震发生后，伊朗政府领导人立即动员全国人民进行救灾，组成了救灾指挥部。军队和民用航空部门已调动各种飞机抢运伤员，救援人员正在加紧寻找可能生存的伤员和清理受灾现场，大批技术人电已奔赴灾区，投入抢修供电和供水设施。由于余震和滑坡等后续灾害，使死伤人数继续增加。据伊朗《德黑兰时报》24日报道，死亡人数至少已达5万，受伤人数近20万，另外还导致50万人无家可归。

　　这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是吉兰和赞詹两省在伊朗政府宣布的重灾区之一的吉兰省鲁德巴尔镇，几乎所有的建筑物倒塌，大部分居民遇难。

　　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出生入死、历尽艰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

　　1909年6月23日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1926年10月参加农动。1927年11月率领家乡农民参加黄(安)麻(城)起义，同年12月加入中国。1931年10月，任红四方面军第11师33团政治委员，率部参加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1934年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红军长征途中，他指挥先头部队攻占懋功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8月，参与指挥包座战斗，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道。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期间，他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率部在中原地区坚持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华东、华北部队作战和进军东北。

　　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原军区司令员，统帅6万部队，突破军队的重围，创建了豫鄂陕边根据地。并同刘、邓大军会师大别山。

　　全国解放后，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等要职。“”期间，同、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粉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是主要决策人之一。他在国家危难关头，处乱不惊、力挽狂澜，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宏伟气魄。粉碎“”之后，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制定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1997年6月21日宣布，意大利政府已下定决心，将彻底调查意大利维和人员在“索马里丑闻”中所进行的暴力行为，并坚决严惩肇事者。

　　“索马里丑闻”是6月由意大利的新闻周刊“全景”(PANORAMA)最先披露的，它所登载的照片记述了意大利维和人员于1993年在索马里执行维和任务时犯下的暴行，其中包括意维和人员虐待索马里公民、强奸索马里妇女、枪杀索马里平民等事件。

　　起初，一位名叫米切利·帕特鲁诺的青年人向“全景”杂志提供了一组意大利伞兵一名索马里妇女的照片。米切利26岁，曾于1993年参与意大利维和部队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当时他是意大利精锐部队伞兵旅的一名成员。

　　他对“全景”杂志说，一天晚上，他和大约10多名伞兵旅的其他官兵清闲无事，便驾车到摩加迪沙的街上去溜达溜达。当他们行进到一个由意大利维和士兵把守的代号为“魔鬼”的检查站时，发现几名意大利卫兵正在调戏一名年轻的索马里妇女。在不远处，还有两名索马里妇女瞪着惊愕的双眼看着这一切发生却无能为力。受到骚扰的妇女虽然用尽全身的力量想逃到她的那两名女伴身边，但无奈意大利士兵个个身强力壮，她根本就没有办法摆脱。米切利说，那名索马里妇女由于营养不良，身体显得很虚弱，但是几名意大利卫兵仍然紧缠她不放。伞兵旅的官兵看到这一切，不仅没有上前阻止，反而也加入其中。他们把索马里妇女绑到一辆装甲车上，然后就举着火把开始了罪恶的行动。

　　除这起强暴事件外，意大利伞兵部队还对索马里公民进行了虐待和枪杀。另一名伞兵提供的一幅照片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伞兵旅的几名伞兵抓住一名索马里男青年，将他按倒在地，扒掉他的裤子，然后对他的睾丸进行电击。拍摄者称，当时的情景惨不忍睹，稍微有点儿同情心的人都不会继续下去的。他说，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战友竟会如此心狠。

　　意大利士兵在索马里的丑闻曝光后，遭到了意大利国内舆论的强烈谴责，它也使人们对意大利维和部队的作用产生了怀疑。一些意大利人甚至要求政府从国外撤出维和部队，免得“丢人现眼”。

　　当时意大利维和部队，其中包括那支曾在索马里执行维和任务的王牌伞兵旅正在阿尔巴尼亚执行维和使命。为了平息国内国际舆论的谴责，意大利政府组成了调查委员会和军事调查组，专门调查“索马里丑闻”。几名嫌疑犯被逮捕，一名正在阿尔巴尼亚参加维和行动的嫌疑犯也已被押解回国，准备接受调查。

　　当然，意大利维和部队并不是唯一一支对索马里人实施暴行的部队，加拿大和比利时的维和部队也被控进行了类似的暴力事件。

　　加拿大伞兵部队的一名士兵也拍下了自己的“兄弟”虐侍索马里人的情景。虐待的意图显然是为了寻欢作乐，参加维和任务的加拿大士兵可能觉得在索马里的生活寂寞无聊，缺乏娱乐性，所以千方百计想找一点儿调剂品来增加生活的“情趣”。于是在“集思广益”之后，他们决定利用索马里人的饥饿来做文章。

　　他们瞅准了一个饥不择食的年仅16岁的索马里男孩，然后故意把食物和饮用水放在可以随便拿到的地方，引他上钩。加拿大士兵则躲在暗处，看这个男孩如何行动。恰如他们所料，男孩中计，结果成了加拿大士兵的囊中之物。拍摄者说，当时几名士兵用布将那个男孩的双眼蒙住，然后把他绑在一根树桩上。一名喝得醉醺醺的加拿大士兵一边用棍子猛击那个男孩的阴部，一边得意洋洋地哼着加拿大国歌。另一名士兵则用枪顶住那个男孩的头部，不许他反抗。几个小时后，那个男孩就被活活地折磨死了，在他坐着的地方流满了自己的鲜血。加拿大政府目前已宣布解散了那支参与施暴的部队，并拘捕了其中的两名施暴者。

　　比利时的维和伞兵似乎也有其折磨人的办法。他们抓住了一位索马里男孩，将他五花大绑后吊到一根木头上，接着在地上燃起一堆簧火，俨然把人当成野味烤了起来，尽管这个小男孩发出声嘶力竭的惨叫，但比利时士兵就像没有听见一样，在他们的脸上，漾满了得意的笑容……联合国成立至今已有50多个年头了，但它向全球的热点地区派驻维和部队才不过10多年的历史。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面旗帜下，竟然也隐藏着如此罪恶的勾当。

　　很多西欧国家都对向热点地区派驻维和部队怀有浓厚的兴趣，因为它可以帮助这些国家提高在国际上的威望。但是，“索马里丑闻”却向这些国家敲响了警钟：你派出的维和人员是否具备维和所需的素质？这个丑闻同时也向联合国敲响了警钟，什么样的国家才有资格派驻维和部队？联合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监督措施避免维和人员干出与维和使命不相称的事情。联合国安理会和秘书长安南都责成有关方面对“索马里丑闻”进行彻底调查，对有关肇事者严惩不怠，以维护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纯洁性。